傅聰對彈琴有著高遠的追求，他像中國古典文人，非常強調趣味。在他的書中，對趣味有這樣的解釋："我們中國人很講究趣味，趣味這個東西，怎麼說呢？比如中國人講繪畫，講什麼能、妙、神、逸--逸品，飄逸的逸；這種品格我想很難具體說出來，但就是有這麼一種氣質，我想可能是潛移默化的自然的流露。"
傅聰認為霍洛維茨也迎合了美國的低級趣味。因而，他並不欣賞霍洛維茨。說到美國與歐洲的品位時，他當然是欣賞並適應歐洲的貴族氣氛。我問他："假如歐洲的高貴趣味在美國被冷落，美國市場不認可，那麼這種高貴趣味的實際意義有多大呢？"傅聰沒有馬上回答，而是無奈地笑了笑：我也無法回答呀。我感覺到傅聰有許多無奈，特別是對於媚俗的無奈。於是，我問他是不是越上了年紀越感覺無奈？他回答道："我一直都生活在無奈之中。怎麼辦？也不去管他了，彈琴吧。"我說："你多虧還能彈琴，將自己沉在音樂之中。"他認可。貝多芬曾說過一句名言，音樂是他的最後避難所。這話對於傅聰亦然。傅聰說，有個15歲的初中生寫過關於他的一篇文章，題目叫《文人的傲骨與生命的悲情》，他認為這個孩子很理解他，因而他將這篇文章收錄到《傅聰，望七了！》一書中。
丹納說過："在這個世界上，只有一件事最有價值，那就是揭示你為之奉獻了一切的、篤信不疑的事業的真諦。"其實，讀《傅雷家書》，讀《傅聰，望七了！》，還有當面聆聽傅聰談論藝術人生，所有的感覺都彙聚到丹納這句話上了。
傅雷是為高貴的藝術而存在的，傅聰亦然。他們父子都是屬於上個世紀的人。他們能否適應這個世紀或者說這個世紀能否接納他們？
想想傅聰說過的話："現在不光是演奏家缺少精神境界，聽眾也越來越缺少精神境界，整個商業化到這種程度--唱片公司要銷售唱片，已經不是以演奏藝術本身為准，而是先考慮人的美貌，封面上印什麼半裸體照片，非常恐怖！所以很擔憂……"傅聰活到七十了，還是這般憂國憂民憂藝術，他卻獨獨不為自己的晚年生活而憂。這就讓我們不能不為他而擔憂了：還會有一個這樣的中國人嗎？古稀之年跟自己過不去，拼命折磨自己，將自己的手彈得一片狼藉連吃飯都不利落了；還有一個人會這樣嗎？為巴勒斯坦人的苦難而遷怒於家庭，甚至視兒子對此事件的態度為大逆不道，差點斷絕了父子關係；也是因為巴以矛盾，他與好朋友巴倫波依姆的關係中斷了好多年；還會有一個這樣的人嗎？問他什麼就說什麼，不管怎麼尖銳怎麼得罪人怎麼不中聽，他都是真實地和盤端出，正如他自己所說的，怎麼他周圍的人會比他年紀小，而他卻偏偏感覺這些人都比他年紀大呢？他所說的比他年紀大的人是因為比他更世故吧。他的內心永遠是個孩子！那麼正直著純粹著，為了音樂似乎惟有音樂！
他不喜歡擺樣子，即使照張相片也不喜歡擺。我讓他擺出碰杯的樣子拍照，他突然不悅了，說這個擺得不自然了，便將杯子放在桌面。
滄桑嚴峻的是他，天真可愛的也是他。那得看他在什麼時候什麼狀態下。他的情緒的豐富變化，一如他對於音樂的複雜多層面的理解與陳述。一個豐富的人，如此自信，如此從容，如此真誠！
與傅聰會面的第二天，上海一位建築界的朋友請我在金茂大廈54層用餐。居高臨下看腳下的黃浦江，看浦東浦西，看冬日裏霧氣迷蒙的大上海，有種強烈的感覺是上海真的很大，很高，很浮華。而在這樣的越來越國際化的大都市裏，似乎還缺少點兒什麼。就像傅聰給那個學生上大師課時，認為他彈肖邦都彈對了，但是，還是缺點什麼。我的理解是，缺點肖邦最本質的精神，那就是文化與藝術的最本質的東西。
70歲的傅聰有著濃郁的民族情結，有著中國文人的傲骨與孤寂。他是中國文化精神的象徵，是中國文化藝術的一座豐碑。聽說他要在上海買房子，他要像中國的傳統老人一樣葉落歸根。真希望他能夠在上海早日買到一個真正舒心的住宅。在我看來，上海需要他更甚於他需要上海。 |
